秋风有信，又一批新生如约走入清华园。
时光倒转，90多年前，青年于九公（于天放原名）也曾如此刻的学子般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怀揣报国理想，从呼兰河畔负笈而来，在晦涩的经济学术语中找寻救国良方。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碎了他“读书救国”的梦想。距离毕业仅剩三个月，于九公便高喊着“打回老家去”，完成了一场伟大的“逆行”。从此，清华大学的毕业名册上，再也没有于九公的名字；而在白山黑水间，却永远留下了英雄于天放的传奇。
“是的，于天放在江省的确是极有名望的，无人不知的民族英雄……”战友冯仲云这样评价他。于天放的“名望”，是用捐躯赴国难的赤诚写就的——当书桌难容破碎山河时，真正的知识分子将以身躯为笔，蘸满腔热血，写就民族觉醒的碑文。
展开剩余87%转身，书生投笔赴国难
这并非于天放第一次肄业。
生于呼兰县（今哈尔滨市呼兰区）大户人家的于天放，14岁便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1927年，当日本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出兵山东时，义愤填膺的于天放在齐齐哈尔市组织领导上千名学生冒雨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包围了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
可是，军警却向学生射出无情的子弹，枪口升起的烟雾好似一张巨网，将于天放等人困于监牢。虽然政府迫于压力，于两日后释放了于天放，他却被开除了学籍。
于天放（前排右四）在富锦县立中学开展地下工作时的照片 资料图
列强蚕食、军阀割据，救亡图存的道路何在？即使一年后考入了清华大学，这个青年依旧找不到答案。直到1931年5月，在清华三院昏黄的灯光下，于天放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读出了希望。自此，他心中的报国之志，在信仰的浇灌下长出茁壮根脉，誓要扎进家乡的黑土。
1932年春，于天放抛下锦绣前程，踏上了“打回老家去”的救国之路，抗日信念之坚定完全可用“斩钉截铁、义无反顾”来形容。他和张甲洲等人潜回巴彦县，创建了北满地区成立最早、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作为特派员，于天放负责地下交通情报工作，他的家也一度成为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3年年初，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于天放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英语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到齐齐哈尔建立秘密党组织。那里有亟待唤醒的民众，有需要接应的同志，更有不容退让的民族尊严——哪怕前路遍布荆棘，于天放也决意以身躯开道，用鲜血在这片黑土地上书写抗争的篇章。
彼时，王文郁、宫洗尘等六名大学生党员先后从北平（今北京）回到齐齐哈尔，于天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确定他们有抗日之心，便决定联合他们一起战斗。
3月下旬，春寒料峭，公园的假山后，于天放与这六人缩在石缝间，口中呼出的白气与冷风交融，凝结成细密的水珠，如春雨般滋润着新生的党组织。“同志们，今日在此建立龙江特别支部，直属省委，专司抗日救国！”于天放展开中共满洲省委的密信，声音微微颤抖却铿锵有力。
组织建成后，于天放担任龙江特别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一个个不眠之夜在秘密工作中度过。油印机在王文郁家的地下室咔嗒作响，印有抗日救国主张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大街小巷。
课后，于天放趁着夜色，在煤油灯下绘制以教师、学生、士兵三支为脉络的“路线图”，播撒抗日火种：宫洗尘的音乐课上，琴声中夹带着《国际歌》的旋律；刘永年在工业学校修钟表，实则传递情报；毕耀宗在日语专修班当助教，暗中销毁日伪宣传材料……星火渐成燎原之势，进步学生厉男、王振玉等被秘密发展为党员。龙江特别支部的影响逐渐扩大，但因活动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天放也被日特机关列为重要“视察人”。
为了保护龙江特别支部，1933年秋，于天放匆匆整理行装，秘密转移至富锦县（今富锦市）。行囊里装着未竟的使命，前路是未知的风险，但他相信，那些深埋地下的火种，终将燃成破晓的曙光。
跨步，战士扛枪涉险滩
寒冬早早降临在富锦县，当于天放踏着积雪走进县立中学，张甲洲早已在此等候。接下来的三载寒暑，二人以学校为堡垒建立中共秘密组织，培养了300余名革命青年。他们深夜在锅炉房印刷抗日标语，将情报藏在学生书包夹层里，把党组织的联络信号偷偷传递出去。
当七七事变的炮声响起时，黑土地上的抗日烽火已呈燎原之势。祁致中率领东北抗联独立师在桦川、富锦一带屡创日寇。当他伸手相邀时，于天放和张甲洲便毅然“投笔从戎”，走下三尺讲台，前往杀敌战场。
于天放如一只展翅的雄鹰，将飞翔的姿态化作冲向敌人的利箭。1937年的一个秋夜，于天放化装成农民率部潜入富锦火车站。他们趁日军守卫不备，切断电话线，破坏信号灯，扔出手榴弹。刹那间，油库爆炸声如雷鸣般响起，冲天的火光映照出于天放坚毅的面庞，明暗交错间，书生、教员、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在他的生命中来回切换，最终在此刻定格为一名东北抗联战士。
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以下简称第十一军），于天放先后任随军学校教育长、第十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后来，祁致中赴苏联求援被扣押，于天放毅然扛起指挥重任，率部转战富锦、绥滨等地，在枪林弹雨中继续书写东北抗联的传奇。
然而，随着日寇的轮番“大讨伐”，东北抗联陷入极端困境。1938年11月，一场悲壮的西征在风雪中启程，于天放随李兆麟领导的第三批西征部队从绥滨薄鸭河出发，向海伦八道林子挺进。
极寒中，大树都被冻得嘎嘎直响。有的战士走着走着，便径直倒在雪地里没了呼吸；有的战士围着篝火取暖，因极度寒冷和疲惫彻底失去意识，猛地栽进火堆。
这些惨烈的画面深深刺痛了于天放，他和李兆麟等人共同创作的《露营之歌》中就有这样的歌词：“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篝火旁，战士们围坐低唱，歌声沙哑却激昂，如同冻土下涌动的岩浆。
这场用生命丈量的西征，最终为东北抗联保存了珍贵的主力。1940年春，于天放转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政委。在绥棱东部山区，他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先后歼灭两支日本“开拓团”，三次粉碎日寇“讨伐队”的围攻。一时间，武装斗争的星火重燃，连地主乡绅都纷纷捐粮捐枪支持抗日队伍。
如今，绥棱县天放抗日战争纪念馆如同一封历史写给未来的信，向世人诉说着一名钢铁战士的赤子丹心与民族大义。当后人驻足纪念馆，凝视那段血与火淬炼的岁月，仿佛能看见一介书生如何在战火中蝶变为铁血英雄，一名战士如何在绝望中点燃希望，一个传奇如何在困境中涅槃重生。
1946年，于天放越狱一周年时在北安监狱留影 刘白羽/摄
奔跑，囚徒破牢迎曙光
如果能描绘出小兴安岭山脉的形状，那一定如东北抗联战士挺立的脊梁。从1939年开始，日寇对东北抗联部队进行梳篦式搜查、毁灭性“扫荡”，在断粮断药的绝境中，东北抗联主力部队被迫转入苏联远东地区整训。
战士们常年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作战，此时，“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和平环境里，并且有很好的条件进行休整和学习，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会产生强大的诱惑力”。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张瑞麟曾如此回忆。
但于天放没有前往苏联，正如他在《牢门脱险记》一书中写道：“东北是我的家乡故土，我爱祖国，我爱东北，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小兴安岭，不管敌人怎样凶恶残暴，抗日斗争的怒火是不能压下去的，我决心埋尸故土，也不离开东北一步！”字字千钧，仿若一个赤子对故土最深沉的告白。
于天放又一次选择了“逆行”，他率领战士们，在海伦、绥化一带与敌人奋勇作战。气急败坏的日寇悬赏伪币五万元捉拿于天放，却不知于天放早已在群众中织就了一张无形的精神之网，小学教员的秘密联络、村民的积极掩护、战士们的舍生忘死，使敌人的“讨伐”以失败告终。
然而，寒冬总是比春天早一步来临。1944年12月19日，隐蔽在绥棱县宋万金屯小学的于天放如往常一样布置工作，汉奸的告密声却打破了宁静。敌人如恶狼扑来，于天放来不及反应，冰冷的铁铐已扣住了手腕。
在北安监狱的暗牢里，日本主审官假意殷勤：“于先生，若肯为皇军效力，高官厚禄一个不少……”于天放抬眼冷笑，闭口不言。酷刑接踵而至：鞭子抽打脊背，血浸透囚衣，他的脊梁弯而不折；电刑机轰鸣，电流窜过全身，他咬碎牙齿，喉间迸出一声怒吼：“要杀要剐，给个痛快！”那声嘶吼，似寒冬的惊雷，令敌人震颤。
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于天放却看到了希望。东风如顽童般在窗户上划开一条裂缝，他向外观察，借着月光记下监狱的方位布局：对面是实业银行，右侧是火车站……此后，他假意配合敌人绘制作战路线图，实则暗暗酝酿越狱计划。于天放悄悄将火炉铁门卸下，将门上半斤重的铁轴作为武器，藏于墙角，反复练习击打。铁轴撞击砖墙发出一声声闷响，誓要敲碎绝望的枷锁。
终于，黑土地上青纱帐起。1945年7月11日深夜，看守石丸兼政正倚着桌子打盹，于天放与狱友赵忠良用铁轴猛击他的后脑，趁其倒地狂奔至监狱窗边，纵身跃入茫茫夜色，成功越狱。
次日清晨，等到日军察觉时，牢中已空空荡荡，只留下诗作一首：“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一大半”，伪满洲国各大报纸悲观地发声，同时还发布了悬赏令。北安城内日军疯似野犬，悬赏伪币十万元捉拿于天放。
然而，越狱成功只不过是从敌人的小监狱迈进了险情四伏的大监牢。敌人逼迫数十万百姓“拉大网”搜寻，于天放昼伏夜行，穿越北安的齐永升屯、德都的苏家店、克山的月亮泡，突破讷谟尔河封锁线，在荒野中跋涉20余日。途中，他虽遭遇日寇追击、汉奸堵截，却一次次化险为夷。当于天放奔逃至讷河老莱村时，日本投降的喜讯如春雷炸响——14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曙光。
1954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于天放握手时，幽默地说：“天放，抓不到；今天，见到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这句玩笑的背后，承载的恰是伟人对于天放最深沉的敬意。英雄并非天生，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当家国沉沦，有人选择背过身去，有人却将脊梁化作山脉。从清华学子到抗日将领，于天放改变的不仅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参与塑造了整个民族不屈的精神品格——于危难中奋起、于压迫中抗争、于绝望中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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