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大运河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智慧的体现，跨越千载，成为文化自觉与时代回应的重要标志。
02古代中国因自然地理格局形成“二元空间结构”，大运河成为联通南北的巨型水运网络系统。
03隋唐含嘉仓遗址出土铭文砖，记录粮食来源与管理细节，揭示大运河漕运制度的严密性。
04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涵盖27段河道与58处遗产点，展现活态文化遗产价值。
05浙东运河促进浙江经济发展，北宋时期两浙路贡赋跃居全国第一，至今仍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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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条大运河，跨越千载，奔流不息。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明创造标志之一。它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智慧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质。
而今，它的保护、传承、利用，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自觉和时代的回应。让我们跟随贺云翱教授的视角，再次打量这条古老而又年轻的运河，看它如何跃动于中华文化的肌理之中。
展开剩余87%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明创造标志之一。它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智慧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质。
而今，它的保护、传承、利用，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自觉和时代的回应。让我们跟随贺云翱教授的视角，再次打量这条古老而又年轻的运河，看它如何跃动于中华文化的肌理之中。
人物名片：贺云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运动”
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要创造出大运河？这其实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运动”。
从自然条件的角度看，在8000万年前到300万年前之间，发生了一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次造山运动导致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自然大河与地貌及生态格局的形成。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它们从西向东并在相近的纬度上流淌，而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的“母亲河”皆南北流向且跨越了较大的纬度。这是古中国文明与上述三个世界原生文明不同的地理生态背景，也是中华文明未曾断裂的自然动力支撑。
造山运动也导致中国形成了从西向东逐级降低的“三级阶梯”，使中国的平原集中在东部，西部以山地为主，从而导致了东、西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模式，加之气候、河流及海洋等自然要素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胡焕庸线”现象，即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现象，90%以上的人口、城市和经济产出都集中在漠河到腾冲一线的东南侧。
东西走向的长江、黄河、淮河等自然大河及其流域创造了古中国文明，给中华文明的不同经济文化板块提供了贯通东西的运动空间，但它也造成了不同经济文化板块的南北阻隔甚至分离。例如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宋辽金等分裂时代，几乎都以秦岭—淮河—长江区域为界。
由于自然气候、土壤、水量、农业品种以及民族、移民及人口分布、民族冲突等各种原因，中国存在“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政治中心”在北方的“二元空间结构”问题。这种文明空间结构不仅仅是由人决定的，更是由自然决定的。
中华文明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多元经济文化板块进行联通和整合。否则，南方经济文化板块和北方经济文化板块的分离、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的分离等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无法解决。
古代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运输大通道，它就是古代中国的“大运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唯一的、人工开挖的，南北贯通、联接所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包括海洋的“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联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运网络系统。
举个例子，唐朝时，武则天曾带领中央百官到洛阳就食。为什么到洛阳吃饭呢？因为大运河直接连通到洛阳，洛阳有含嘉仓等国家仓库。可以说中国大运河是一条生命线，源源不断地把长江流域生产的粮食、布匹、丝绸、云锦、茶叶、瓷器、红木家具等，包括税收运到北方的政治中心。
古代大运河具备极其重要的政治性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大运河开挖工程总是由国家最高当权者主持的原因。吴国君主夫差、隋朝的隋炀帝、元朝皇帝忽必烈、明朝皇帝朱棣、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等都非常重视运河的开发和管理。古代中国大运河的开凿、管理、运行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文明运动，而不仅仅是一项纯粹的交通经济工程。
当然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讲到大运河的伟大，更要看到人民的创造，百姓的牺牲。大运河2500多年的成功运行，也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建设民间水运工程的智慧和勤劳耐苦的精神。离开百姓的力量，是不可能有大运河的成就的。
广济桥作为大运河遗产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视觉中国供图
运河沿线是中国文化的富集区
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无疑是中国的政治河和经济河。与此同时，绵长的大运河是培育众多文化成就的沃土，它是中国的文化河。随着运河的开挖和使用，它联通了洛阳、西安、开封、杭州、北京、南京等中国六大古都，串联了吴越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海洋文化，推动着不同文化的互动和融汇，也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与世界。
在运河沿岸，产生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老残游记》《三言二拍》等文学名著，还孕育了元曲、昆曲、京剧、淮剧、越剧、阳明学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吴门画派、扬州画派、浙东画派等数不清的文化成就。可以说，运河沿线是中国文化的富集区。
2500多年的大运河历史，沿岸遗留下无数生产生活与文化的印记。通过考古，人们得以窥见大运河的工程技术、城市布局、运输遗迹和管理制度等。
20世纪60年代，在河南省洛阳市的老城北修建焦枝铁路时，工作人员在勘探中发现了隋唐大运河含嘉仓的遗址。含嘉仓是隋唐两代的国家大型粮仓，是东都洛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运河的重要附属设施。
这个仓非常有意思，粮窖内出土了不少方形铭文砖，文字记载了粮窖的位置，粮食的种类、来源、数量、入仓的时间，以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
其中一块带有“含嘉仓”铭文的砖块上面记录着许多信息，意思包含“苏州产粗糙米一万三千石”等。各时期仓砖铭文的格式和用语是此仓管理变化的真实记录，铭砖上所刻职官署名表明租粮入仓执行严格的收验和勘验制度。
含嘉仓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隋唐时期大运河漕运中心城市中央大型官仓的仓储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大运河沿岸除了名城、名镇、码头、仓储、桥梁、船只、闸坝等遗迹，漕运的高效运行也依赖于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构。今天在江苏淮安仍能见到明清时期的漕运总督府遗址，山东济宁则留有河道总督衙门遗址。
这些遗址的发现反映了在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专门设置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在清代江萱的绘画《潞河督运图》中能清晰地看到运粮船只的运输、人员的管理运作的场景。
含嘉仓19号粮窖铭文砖。视觉中国供图
活着的运河，活着的文物
“文化遗产”是由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出来并保存到今天的一种“现代文化”资源。其积累的年代超过了300多万年，当然主要靠的是农业文明诞生以来一万年左右的创造和积累。
它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资源，是当代和未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发展和创新资源。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是奠定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运河正是在“文化遗产”科学思维的指导下，逐步从一条人工运输河道演化成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当然，这样一个过程需要多方面条件的聚合和强大的动力。
过去，我们对于文物的认识局限于一个个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但大运河是巨大的活的生命体，每天有船在河里穿行、有人在河里洗衣服，这怎么可以变成“文物”呢？
一方面，源自国际上世界文化遗产先进理念的引领。199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国际上首次提出“文化线路”概念。它开始于1993年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带有历史传承与活态特征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理念。
另一方面，大运河能够成为文化遗产，也源自人类观念的改变。2006年，大运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突破了旧有的文物只能是“静态”和“历史的过去”形态这一传统文物观，而产生了“活态文物”的认知实践。此后陆续出现的农业遗产、水利遗产、工业遗产等文化遗产类型都呈现出“活态文物”的样态。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其中的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河道27段，遗产点58处，涉及沿线8个省市的27座城市，河道总长1011公里，约占总长的1/3。
其中的浙东运河起源于杭州，经过绍兴，向东流至宁波甬江入海口，它的开凿对浙江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宋中期，两浙路（北宋时期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向朝廷所贡的粮食、布帛和赋税，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南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描述了浙东运河“浪桨风帆，千艘万舻”的繁华景象。
今天的浙东运河上永兴闸、曹娥堰、八字桥、广宁桥等水利设施、古桥、古纤道的遗迹成为了城市旅游的风景，同时也仍与当地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融合共生。
“文化遗产化”的思维方式正持续拓展。即便是仍处于动态演变中的事物，也能被视为文化遗产资源。
比如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茶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南的景迈山是世界茶树的主要发源地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更留存着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面积较大、种植历史悠久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而古寨居民世代延续的种茶、制茶、饮茶习俗，与古茶林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活”的历史文化景观。
截至今年7月，我国已有包括大运河、西夏陵、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良渚古城遗址等59项世界遗产。通过世界遗产事业，我们创造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的重大成就，同时中国和世界各国也加深了交流与合作。
总结而言，中国古代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人工运河，它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在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同样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今天，中国大运河作为全球“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一员，作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对象，大运河依然在发挥着沟通历史与现实、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记者 汪文羽 根据贺云翱的主题讲座“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大运河”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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